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嬌小的身材、精明幹練的袁曉芳（化名），在規模二百人的中小企業擔任高階主管，身上扛著七千萬的營業額。最近兒子進了小學，袁曉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區買間離學區近的房子。
有天，房屋仲介打電話來，要他們去看一間四十坪大的公寓。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，趕緊提醒了一句，「記得帶手電筒。」
那是一間三十年的老公寓，原屋主把隔間都打掉了，也沒有水電，但一坪高達五十萬，總價達二千萬。袁曉芳關上手電筒，心也沉到了谷底。
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，兩人年薪加總近二百萬，不論是從人口統計、還是收入統計看來，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。但是，他們努力工作了十五年，面對三十年的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。袁曉芳不禁自問，
「我還是中產階級嗎？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？」
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，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，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，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，開始覺得向下流動，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。
世界的共同危機──美、日、英中產階級蒸發
美國，向來強調努力就有希望，但是最近調查卻發現，年收入兩萬五千到七萬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，但兩萬五千美元以下，和七萬五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，社會因中產階級萎縮，而形成中間凹陷的「M」字型。
日本雖然貧富差距小，但是最近的熱門話題，卻是「下流社會」。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，二十到三十四歲的年輕族群，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，十年來掉了近十個百分點；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，卻增加一三．三％。
英國則出現「IPOD世代」（iPod generation），說的不是蘋果電腦推出的當紅「iPod」，是指年輕一代承受沒安全感（insecure）、壓力大（pressured）、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（overtaxed）及高築的債務（debt-ridden）四種壓力，對人生喪失熱情。
台灣也拉警報
實質薪資縮水、利率負成長、房價創歷史新高，下流社會現象隱然浮現
可支配所得在台灣全社會中間二五％到七五％的家庭，他們所分配到的所得，在二○○一及二○○二年達到近年來的低點，即使近兩年有緩步增加，但仍遠不如整個一九九○年代的水準。
「現在就是生活愈來愈難，因為貧富差距不平均。我們特別惡化，中國的惡化好歹也是高經濟成長換來的，我們沒有成長，還陪著人家這樣，說不過去，」立委暨台大財金系教授劉憶如說。
經濟成長趨緩最直接的影響，就是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膨脹的速度。去年，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只有微幅成長一．三八％，但扣掉二．三％的物價成長率，大家的實質薪資其實在縮水，再加上利率負成長，財富難以累積，而房價卻在這個時候，創下歷史新高。
例如，近十年來，台北市平均房價增加二○％，現在正在歷史高峰。但每戶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卻只成長一○％。而為了補填財政赤字的黑洞，政府近四年已變賣相當於九十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。
三月初，對國內房市具重要指標意義的「信義聯勤俱樂部」標售案，由新光人壽以平均每坪二七四萬多元得標，創下國內住宅地價的最高天價，預估未來房屋建成後每坪售價將突破一百萬，又是一座豪宅，把房價帶到另一波新高點。
這一波波的豪宅，看在薪資所得階級眼中，又是多虛幻。倒因為果的景氣刺激政策，讓人民苦不堪言。
一九八八年一波的房地產熱，是由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牽動，但在經濟成長只有四％的今天，房價為什麼仍創下歷史新高？追根究柢，因為政府對經濟的著力點很弱。
政府期望借助房地產的活絡，帶動周邊的效應，例如鋼筋、水泥、玻璃、民生用品、家電等產業。
為了製造經濟活絡的假象，從二○○○年景氣低迷開始，政府撥出低利房貸希望刺激買氣，撥出的金額從三千兩百億到現在超過一兆元，加上銀行推出的「百分百房貸」，人人看似買得起房子，卻不知不覺將房價衝到一坪近三十萬。
「這二、三年外在氛圍都在鼓勵買房子，貸款利率便宜，有些人是衝動性購買，像現金卡效應，好像不用什麼錢就可以跨過購屋門檻。等到開始繳房貸後，才發現並不一定負擔得起，」信義房屋協理張欣民說，「這是一個弔詭。」
張欣民認為，應該從經濟成長來帶動房地產，個人所得增加，大家有買房換房的意願，帶動房地產榮景，「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在支撐，現在這個有點虛。」
下一代為何痛苦
學歷虛胖，又碰上全球化競爭，雙面夾殺就業機會，年輕世代一入社會就出現希望差距。
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，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，原本應是「中產階級儲備軍」的大學畢業生，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。
「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，」六十八年次，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二年多的余佩芬說。她回到台灣找的第一份工作薪資三萬出頭，一星期七天幾乎有做不完的工作，除了工作，幾乎沒有社交生活，也很少回家好好吃頓晚飯。「我父母在他們三十歲之前，就已經結婚、買了房子、車子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，我根本沒辦法在三十歲時，同時擁有這些。我想我也不可能給我的小孩，像我父母給我的這種生活，」一頭捲髮、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余佩芬，說起和上一代的比較，她也不禁皺眉擔心。
「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資源，父母花了二百多萬送我出國，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機會、更好的發展，我也沒有不認真，也不奢侈，但為什麼就是感覺做不到？」
主因來自全球化。在全球化的潮浪下，許多開發中國家及共產國家崩解，原本的三個世界併成一個世界，包括中國、印度的低技術、低薪資勞工大量釋出，也將台灣捲入人力供需嚴重失調的潮流中。
其中光是電子五哥的外移，台灣至少就短缺了二十萬個以上的工作。例如華碩在大陸的雇用人數約四萬多人，而鴻海更是超過十萬人。「台灣年輕人面對很大的壓力，因為產業出走的背後是很多人來和他搶工作，」青輔會主委鄭麗君說。
在國內，一方面產業出走、人力需求減少，一方面大學擴張，大學畢業生過度供給，雙面夾殺大學生的就業機會。近年大學擴張，大專以上學歷的學生，十年間從七十萬人成長到近一百三十萬，其中碩士生的成長率接近三○○％、博士生則成長超過一五○％，造成學歷泡沫化，已無法墊高新世代的就業優勢。
一九九五年，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數僅有四萬六千人，二gg四年，已超過十四萬人，暴增三倍。相較全體失業人數，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是在逆向攀高。
偏差價值觀橫行
既然年輕人拚命也抓不到機會，不如及時行樂，賺了就花，消費去
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，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，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及業務員的福利。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，他瞇著眼，自顧自的想出了神，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，「我為什麼會在這？再給我一點時間，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。」
事實上，他已經考了三年都沒考上。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，而自政治、外交系所畢業的學生人數卻大增，錄取率從一四％，降到二○○四年只有三％。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，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，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。
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，二十九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勉強接受一個月基本薪資二萬五千元的工作。他的夢，開始離他遠去。
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，台灣三十五歲以下的就業人口，十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，從一九九二年的四g％降到二gg四年只剩三g％。
這個時候，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──消費。
國策顧問、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，當發生「錢不是那麼好賺」的感覺時，人的心中就會出現一種心態：「反正錢不好賺，也存不了，乾脆花掉算了，」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。
「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，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，所以拚命一天做二十個小時。」現在機會少了，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、精神或物質生活，「但壞的一面是卡奴，」蕭新煌說。
年輕人大膽消費，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，造就了包括卡奴、學貸族等社會問題。
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、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。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，只好將火力集中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。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，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。
令人擔心的是，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，到最後，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，在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，就選擇了放棄。如此惡性循環，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「下流社會」。
「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，」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，「為了追求經濟成長，就要大家增加消費，這是非常大的迷思。」
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，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，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，回歸原點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。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。
政府的立場，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，並結合教育。「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、做好工作的同時，也能過好的生活，」鄭麗君說，「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，不要停在那裡抱怨。」
有天，房屋仲介打電話來，要他們去看一間四十坪大的公寓。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，趕緊提醒了一句，「記得帶手電筒。」
那是一間三十年的老公寓，原屋主把隔間都打掉了，也沒有水電，但一坪高達五十萬，總價達二千萬。袁曉芳關上手電筒，心也沉到了谷底。
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，兩人年薪加總近二百萬，不論是從人口統計、還是收入統計看來，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。但是，他們努力工作了十五年，面對三十年的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。袁曉芳不禁自問，
「我還是中產階級嗎？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？」
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，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，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，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，開始覺得向下流動，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。
世界的共同危機──美、日、英中產階級蒸發
美國，向來強調努力就有希望，但是最近調查卻發現，年收入兩萬五千到七萬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，但兩萬五千美元以下，和七萬五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，社會因中產階級萎縮，而形成中間凹陷的「M」字型。
日本雖然貧富差距小，但是最近的熱門話題，卻是「下流社會」。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，二十到三十四歲的年輕族群，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，十年來掉了近十個百分點；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，卻增加一三．三％。
英國則出現「IPOD世代」（iPod generation），說的不是蘋果電腦推出的當紅「iPod」，是指年輕一代承受沒安全感（insecure）、壓力大（pressured）、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（overtaxed）及高築的債務（debt-ridden）四種壓力，對人生喪失熱情。
台灣也拉警報
實質薪資縮水、利率負成長、房價創歷史新高，下流社會現象隱然浮現
可支配所得在台灣全社會中間二五％到七五％的家庭，他們所分配到的所得，在二○○一及二○○二年達到近年來的低點，即使近兩年有緩步增加，但仍遠不如整個一九九○年代的水準。
「現在就是生活愈來愈難，因為貧富差距不平均。我們特別惡化，中國的惡化好歹也是高經濟成長換來的，我們沒有成長，還陪著人家這樣，說不過去，」立委暨台大財金系教授劉憶如說。
經濟成長趨緩最直接的影響，就是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膨脹的速度。去年，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只有微幅成長一．三八％，但扣掉二．三％的物價成長率，大家的實質薪資其實在縮水，再加上利率負成長，財富難以累積，而房價卻在這個時候，創下歷史新高。
例如，近十年來，台北市平均房價增加二○％，現在正在歷史高峰。但每戶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卻只成長一○％。而為了補填財政赤字的黑洞，政府近四年已變賣相當於九十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。
三月初，對國內房市具重要指標意義的「信義聯勤俱樂部」標售案，由新光人壽以平均每坪二七四萬多元得標，創下國內住宅地價的最高天價，預估未來房屋建成後每坪售價將突破一百萬，又是一座豪宅，把房價帶到另一波新高點。
這一波波的豪宅，看在薪資所得階級眼中，又是多虛幻。倒因為果的景氣刺激政策，讓人民苦不堪言。
一九八八年一波的房地產熱，是由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牽動，但在經濟成長只有四％的今天，房價為什麼仍創下歷史新高？追根究柢，因為政府對經濟的著力點很弱。
政府期望借助房地產的活絡，帶動周邊的效應，例如鋼筋、水泥、玻璃、民生用品、家電等產業。
為了製造經濟活絡的假象，從二○○○年景氣低迷開始，政府撥出低利房貸希望刺激買氣，撥出的金額從三千兩百億到現在超過一兆元，加上銀行推出的「百分百房貸」，人人看似買得起房子，卻不知不覺將房價衝到一坪近三十萬。
「這二、三年外在氛圍都在鼓勵買房子，貸款利率便宜，有些人是衝動性購買，像現金卡效應，好像不用什麼錢就可以跨過購屋門檻。等到開始繳房貸後，才發現並不一定負擔得起，」信義房屋協理張欣民說，「這是一個弔詭。」
張欣民認為，應該從經濟成長來帶動房地產，個人所得增加，大家有買房換房的意願，帶動房地產榮景，「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在支撐，現在這個有點虛。」
下一代為何痛苦
學歷虛胖，又碰上全球化競爭，雙面夾殺就業機會，年輕世代一入社會就出現希望差距。
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，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，原本應是「中產階級儲備軍」的大學畢業生，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。
「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，」六十八年次，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二年多的余佩芬說。她回到台灣找的第一份工作薪資三萬出頭，一星期七天幾乎有做不完的工作，除了工作，幾乎沒有社交生活，也很少回家好好吃頓晚飯。「我父母在他們三十歲之前，就已經結婚、買了房子、車子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，我根本沒辦法在三十歲時，同時擁有這些。我想我也不可能給我的小孩，像我父母給我的這種生活，」一頭捲髮、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余佩芬，說起和上一代的比較，她也不禁皺眉擔心。
「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資源，父母花了二百多萬送我出國，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機會、更好的發展，我也沒有不認真，也不奢侈，但為什麼就是感覺做不到？」
主因來自全球化。在全球化的潮浪下，許多開發中國家及共產國家崩解，原本的三個世界併成一個世界，包括中國、印度的低技術、低薪資勞工大量釋出，也將台灣捲入人力供需嚴重失調的潮流中。
其中光是電子五哥的外移，台灣至少就短缺了二十萬個以上的工作。例如華碩在大陸的雇用人數約四萬多人，而鴻海更是超過十萬人。「台灣年輕人面對很大的壓力，因為產業出走的背後是很多人來和他搶工作，」青輔會主委鄭麗君說。
在國內，一方面產業出走、人力需求減少，一方面大學擴張，大學畢業生過度供給，雙面夾殺大學生的就業機會。近年大學擴張，大專以上學歷的學生，十年間從七十萬人成長到近一百三十萬，其中碩士生的成長率接近三○○％、博士生則成長超過一五○％，造成學歷泡沫化，已無法墊高新世代的就業優勢。
一九九五年，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數僅有四萬六千人，二gg四年，已超過十四萬人，暴增三倍。相較全體失業人數，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是在逆向攀高。
偏差價值觀橫行
既然年輕人拚命也抓不到機會，不如及時行樂，賺了就花，消費去
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，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，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及業務員的福利。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，他瞇著眼，自顧自的想出了神，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，「我為什麼會在這？再給我一點時間，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。」
事實上，他已經考了三年都沒考上。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，而自政治、外交系所畢業的學生人數卻大增，錄取率從一四％，降到二○○四年只有三％。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，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，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。
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，二十九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勉強接受一個月基本薪資二萬五千元的工作。他的夢，開始離他遠去。
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，台灣三十五歲以下的就業人口，十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，從一九九二年的四g％降到二gg四年只剩三g％。
這個時候，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──消費。
國策顧問、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，當發生「錢不是那麼好賺」的感覺時，人的心中就會出現一種心態：「反正錢不好賺，也存不了，乾脆花掉算了，」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。
「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，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，所以拚命一天做二十個小時。」現在機會少了，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、精神或物質生活，「但壞的一面是卡奴，」蕭新煌說。
年輕人大膽消費，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，造就了包括卡奴、學貸族等社會問題。
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、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。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，只好將火力集中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。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，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。
令人擔心的是，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，到最後，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，在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，就選擇了放棄。如此惡性循環，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「下流社會」。
「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，」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，「為了追求經濟成長，就要大家增加消費，這是非常大的迷思。」
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，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，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，回歸原點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。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。
政府的立場，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，並結合教育。「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、做好工作的同時，也能過好的生活，」鄭麗君說，「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，不要停在那裡抱怨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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